红壤与窝心马

　　从南昌昌北机场，驱车往南130余公里即可到达这个不足30万人的县城：新干县，听起来更像是日本的高铁。它位于江西吉安北部，北边挨着宜春，四面被并不富裕的县城所包围。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周并无可以呼应的大城市，一种典型的窝心马之势。

　　在前往江西腹地的途中，对于初来江西的外地人眼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路边的无尽红壤。江西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土壤中富含铁元素，铁铝氧化物使得遍野红透。红壤有较强的酸性，江西全境56%的土壤都是这种红壤。

　　这是一种比较贫瘠的土壤，并不利于经济作物生长。

　　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瘠之地，新干县的箱包产业，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麇集于新干县城的箱包产业集群被誉为全国四大箱包产业集群之一。

　　然而，与国内其他箱包产业集群相比，新干箱包产业规模和从业人数，在四大产业集群中处于垫底位置。箱包产品较为单一，主要是拉杆箱为主，有箱无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干箱包产业集群正像江西单色的红壤一样，呈现出比较特殊的色泽、品相和特质。而且这里除了盐卤化工行业能够超过百亿的规模之外，其他没有像样的行业可以支撑。真是单调的红壤。

　　更头疼的是，新干生产的箱包几乎成了中低端拉杆箱的代名词。

　　历史各方，成长各序

　　产业集群发展至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是知识火种，就是建国三十年工业体系的零星释放。在改革开放期间，固然有一批农民开心走上了土地，而另一批想改变务农形态的人们，则走上了制造业的舞台。他们的导演，就是零星下凡的国有企业小股技术先锋队，他们用星火点燃了人们的欲望。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营主导的制造体系大幅度转向集体经济，国营企业工程师成为那个时期产业集群的技术主力。就像一个大粮仓突然打开，大堆的土豆、玉米、花生四处散开，相互拥挤又不会离得太远，这就为产业集群的本地化发展打下了一个鲜明的根基。这是最为关键的时刻，有了这十年的技术打磨，这艘船可以出海了，它在2001年借助于WTO，驶向了国际市场。

图1 产业集群的五阶段

　　在中国四大箱包产业集群当中，产业规模最大的当属广州狮岭、浙江平湖和河北白沟，前两者分别面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均有海港出口之便。而以商贸立足的河北白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之间，直面庞大的北方市场，更有庞大的外贸出口基地。天时地利，三大箱包产业集群分别扼守华南、华东和华北，有足够的经济腹地支撑其吐纳。

　　产业集群的种子，经常是无意之中被播下来。广州狮岭、浙江平湖和河北白沟三大箱包基地也是如此，三者都有一个平民草根开创的起源，而且大致都发端于1970年代末期。

　　狮岭皮具由知识青年撒下火种，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南粤人民将其推波助澜，中国箱包产业龙头由此发端并孕育成形。

　　和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商业意识略有不同，嘉兴的平湖箱包产业则体现了另外一种本土风格的南方商业基因。平湖地处钟灵毓秀的杭嘉湖平原，心灵手巧的平湖妇女一直有手工制作袋包类饰品的传统。始于1970年代末，平湖箱包产业从最简单的手提包和手提袋开始起步，目前已经拥有箱包企业400多家，规上企业88家。而当前，承接浙江省的数字化转型之浪，智能化此起彼伏。

　　河北白沟在历史上也绝非寂寂之辈。地处水陆码头，白沟曾经有“小天津卫”之说。改革开放以后，头脑灵活的白沟人重拾旧业，各种小商品的生产和买卖陆续复活。当地的一些农民先是买回皮革缝制自行车座套，其后转向制作手提包，白沟箱包由此奠基，逐渐发展为北方最大的箱包产业集群。最值得关注的是，白沟居然是一个移民城市，将近2/3的人口来自广东、河南和浙江等外地。移民城市，头脑灵光，最擅长的就是商和贸。

　　从制造传统方面，新干和浙江平湖、河北白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近代新干匠人最擅长制作的既非手袋也不是褡裢，而是樟木箱。江西、湖南等地一直就有用樟木箱作为陪嫁的习俗。正是依靠这批木匠人的手艺，在靠近广东地带的江西赣州市的南康，最近十多年居然诞生了全球最大的家具产业集群，这是江西老俵在本土上创造的一个惊人的奇迹。

　　上个世纪后期樟木箱渐受冷落，那些手艺高超的工匠也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在1980年代新干县硕果仅存的樟木箱匠人中，一位匠人承上启下，创立了华兴箱包，从改良樟木箱着手，继而生产皮箱，另外一家世纪行箱包公司也脱颖而出。但截止2005年底，整个新干县只有4家箱包企业，年产低档箱包不足50万只，箱包年产值仅为狮岭和平湖的一个零头。

　　催化的次生经济

　　很显然，窝心马的地理劣势压制了新干县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是新干本地缺乏雄厚的市场腹地支撑，缺乏强大的工商业传统；二是广东花都、湖南邵东等周边省份箱包皮具产业的虹吸效应。改革开放以后新干人纷纷外出打工创业，其中尤以花都狮岭镇最为集中。

　　2006年是新干箱包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结合本地人在外地从事箱包皮具产业人员较多的优势，新干县将箱包皮具产业确定为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之一，实施返乡创业工程。县领导多次来到花都，邀请从事箱包产业的新干能人返乡创业。被县领导的一腔诚意所打动，加之县里配套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一大批在广东花都、湖南邵东等地从事箱包皮具生产经营的新干老板纷纷抱团返乡创业。江西凯威箱包有限公司就是如此。彼时作为已经是湖南箱包领域响当当的实力品牌带头回县，重打根据地。风既起，云随飘，一些新干籍老板也纷纷回到新干投资建厂。

　　从2006年迄今的15年间，新干将箱包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箱包企业360余家，年产箱包皮具能力3000万只，从业人员2万多人。从拉杆、皮布料，到拉链、锁扣，95%的配件都能自产，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新干箱包产业在江西省一枝独秀，由于省内从事箱包皮具产业的企业家主要来自新干，有人称新干为江西箱包皮具行业的“黄埔军校”。但实际上，大部分从事箱包皮具产业的新干企业家都起家于广州花都狮岭，可以说狮岭才是新干箱包产业的“黄埔军校”。

　　从四大箱包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史来看，广州狮岭、浙江平湖和河北白沟这三大基地主要是被市场之手所塑造的，区位优势、市场需求以及合宜的生产要素构成了箱包皮具产业的温床，政府的支持引导、甚至企业家精神，都并非最关键的因素。这三个地方形成箱包产业集群，具有强大的民意和内生驱动力。

　　如果说其他三大产业区的外部条件丰厚，内生驱动力十足，那么培育新干箱包产业的原生环境并不优越。这体现在以华兴和世纪行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新干企业成长极为缓慢，发展箱包产业集群的内生驱动力不足。

　　因此，催生新干箱包产业集群的主要因素却绝非市场之手，而是由地方政府推动并给予政策扶持的能人经济。新干县在2006年以后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箱包产业集群的后起之秀，完全得益于从狮岭熏陶出来的一批新干籍工商人士的返乡创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州狮岭、浙江平湖和河北白沟箱包产业集群更像是一种原生的产业集群，而新干箱包产业集群更像是一种次生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更年期

　　中国大部分产业集群都是原生态发展。它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骨骼的切换。而后经历过野蛮生长的二十年，目前虽然看上去处于巅峰时刻，但却也是颓态渐呈。

　　产业集群走向衰败并不少见。世界轮胎之都阿克伦，最早兴起于1870年美国第一家橡胶企业百路驰。而到了1935年，这座城市的轮胎产业已占据80％的美国轮胎市场。当时，固特异、凡世通、百路驰等轮胎巨头全部聚集于此。随着美国制造的系统性外迁，这个集群也在1990年前后走向衰落，只剩固特异轮胎成为当地唯一屹立不倒的轮胎企业。但“固特异”、“凡士通”等名字，已经融进当地街道和居民区中，并成为世界著名品牌。

　　天津自行车产业集群曾经辉煌一时，全球1/4的自行车都是在天津王庆坨镇生产，但如今已经是集体性衰落。天津自行车产业的退化，固然是保守的产品思路所导致，但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共享单车。自行车制造彻头彻尾变成了一个没有品牌的组装产业。这一切，摧毁了源自上个世纪的自行车制造系统。

　　山东威海，这里曾经是刺绣绣品的集群之地，传承于清末的刺绣工艺，最后经由烟台落地在文登。在笔者小时候的记忆中，家家户户都有一杆撑子，每一位家庭妇女都会绣花。有时候会有七八人一起挑针，那挑灯夜战的大会师场景成为童年记忆最强烈的画面。在加入WTO之后，这里的刺绣走向了工业化，继续蓬勃发展。但在后来电商崛起和外贸微利的时代，昔日鲁绣之乡逐渐式微。当下四大龙头企业，只有一家还撑着，而配套工厂基本消失殆尽。

　　如此看来，产业集群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有机体。它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如果没有及时的调整，它难免会走向衰亡。

图2 产业集群有机体的成长阶段

　　从当下中国制造往中高端价值链发展来看，产业集群作为支撑点却开始乏力，呈现了一种老年症。作为制笔之乡，杭州分水镇的配套零部件如五金、机械装备，都未成气候。配套产业零零散散，核心材料如墨水、笔芯都缺乏高端竞争力；而制造工艺方面，如表面处理、拉丝等都不能有效支撑产业。尽管这里有300多家印刷厂做印刷、印花等，但只是满足于简单的涂漆配套。而更高级的制造能力则显得不足，也没有人想着利用这些明显过剩的低端产能，升级并转向其他领域的配套加工。

　　在当下，几乎所有的产业集群都面临着产品低端、劳动力成本高企，无法挺进品牌高地的困境。当产业集群迫切需要转型第二春的过程中，新干县则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干地处江西中部，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只有一条国道经过，往北穿越其他县城才能来到省会城市南昌，而往南翻山越岭数百公里才能达到广州。虽然赣江穿城而过，但是由于水位忽高忽低，很多时候并不适合漕运。

　　由于新干县远离港口，出口成本与沿海地区相差较大，同样的产品在广东、浙江等沿海港口地区出口每柜成本只要2500元左右，而在新干出口每柜成本却高达7500元左右，每只箱包出口成本相差2元至2.5元。对贸易出口而言，这是绝对致命的成本差。

　　目前看来，新干与省内周边主要城市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物流网可直达全国各地，但这种内销物流强烈依赖于电商。

　　从2016年迄今，新干箱包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这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和推动有很大关系。2019年新干箱包产业电商交易额突破30亿元。这一时期，新干投资6200万元打造了城东电商产业园；投资2100万元打造了江西省箱包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暨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

　　新兴的电子商务在助推新干箱包产业销量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拉低了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一味靠低价走量的的新干箱包离品质渐行渐远，口碑日下。

　　在这里，可以发现消费品类的新物种：30元的拉杆箱。这种拉杆箱上能用多少真材实料？拉杆箱一摔即坏，在坏路面上轮子一拖就掉，其寿命不是能用几年而是能用几次的问题。这不是吃了药的怪胎，然而这种产品似乎也有一个暗自定义的候鸟群：9月份上学的学生，或者年底工人返乡潮。可是，后者真的喜欢一次性甚至半次的低劣箱子吗？

　　那么，谁创造了这个新物种？恐怕拼多多也是责无旁贷，对拉杆箱的低价倾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干县一位拉杆箱企业老总倒苦水说，他认为60元一只的价格已经是下限了，但现在甚至出现了30元一只的低价，连他自己都感到匪夷所思。很多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想的还是电商平台的浑水摸鱼和低价路线。家庭作坊+电商直销，是中国制造的一条死胡同。

　　如果这种电商思路做产业集群，产业升级就再也没有希望了。某种意义而言，电商思维是一种工业鸦片。

　　低价竞争使得企业严重贫血，既无力斥资研发，更没有应对市场剧烈变化的能力和储备。经过2020年新冠疫情打击，一批箱包生产企业已经关门大吉。据统计2021年上半年全县共有箱包皮具生产企业282家，较最高峰的365家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土壤养分继续流失。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物流顺畅了，但人流也提速了，大城市经济圈的“马太效应”会进一步增强。那些既没有经济体量又没有宜居特色的中小县城，往往会成为被大城市吸夺的对象。从各类人才到资金会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而不是在本地扎根和发展。内陆县城所谓的区位优势，只不过是大城市不断吸纳内地发展活力的毛细血管。前面的两个电子商务城，无论是电商产业园，还是大学生创业区，都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难以为继。

　　跳出区位，是很多立志品牌商的第一选择。

　　旅行箱高端品牌舒提啦公司的迁移史，可见一斑。舒提啦的创始人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在白沟做箱包，发展到2010年已经有了一个150人的工厂和一套营销系统，年收入2000多万。这时企业发展遇到了一个瓶颈：要做出高质量的旅行箱，就必须有一流的人才和供应链配套。最初从北京招聘到的一波人才进入白沟之后，后续再也招不到人。相反，从北京来的员工抱怨在白沟是“夏天羊肉串，冬天KTV”，加之白沟的教育、医疗条件和北京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人才不愿意留在白沟。2013年，创始人痛下决心，带队伍离开白沟，前往北京发展，人才问题也迎刃而解。

　　一个产业区域，如果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就像是缺乏多种营养元素的红土难以支撑经济作物的盛开，任何一种产业集群也难免会逐渐萎缩。

　　还有健康的制造系统

　　新干县的很多拉杆箱，都是在工厂楼里面作坊作业。一层楼，往往就是一个车间。一堆人在满地货品的地面上，缝纫、穿孔、拉链、粘胶等。最后一道工序是咣当一声，落到一边。

　　然而，民营企业从来不乏勃勃向上的创造生机。再贫瘠的土壤，也有挺拔的活力。在这里，百诺箱包公司就是新干为数不多的生产中高端旅行箱的公司。在生产车间里，设备和工艺令人耳目一新。这家企业是有20年历史的摄影包品牌制造商，在美国市场闯荡多年，因此进入箱包生产领域后，也继承了精密生产的风格。无论是铝框架的生产，还是PVC原料的箱壳，都通过机器生产来保证一致性。而且，看到了时效炉。一只铝框加工之后，只要经过“冷静”的应力消除，才能保证良好的不变形特性。

　　而在测试实验室里面，一只拉杆箱正在跑步机跑步，测试颠簸性；另外一只，则在反复“搓脚”，那是用来检验磨损效果的。还有一只像是在引体向上，一起一落做振荡性试验。

　　如此工业化的检测设备，让人对新干制造大有信心。正因为如此，这里生产的箱包售价往往从1500元到4500元不等。在当地就是天价。

　　可以说，与白沟浓厚的商贸气息不同，新干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完整的制造系统，这里一大片标准厂房都是为制造而设立的。很多配件厂，无论是脚轮，还是拉杆，都开始走上了对品质严格要求的路线。这些创业者，正是从新秀丽箱包配套工厂出走的，这给新干县的箱包制造留下了面向未来的火种。

　　如果新干县能够抓住优质供应链的机会，大力做好品牌代工，守住制造的优势，拓展本地的配套根基，想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区域品牌就是一个工业陷阱

　　然而，对于崇尚品质的百诺箱包来说，共享“新干制造”的标签就像是一个小的灾难。不仅无法实现其品牌溢价的目的，反而会被“新干制造”的低端印象大大拉低。这也是其他产业集群如白沟箱包的新兴有为的企业家，也摆脱不了面临的痛局。同样白沟生产的一个箱包，打上广东制造就至少增加10-20%的溢价。箱包产品不相信产地，产地标志成为廉价的地理印记。

　　品牌(BRAND)一词的词源和燃烧（BURN）有关，是指用热熨斗在牲畜或者所有物上打上产权标记。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商业品牌更是一种充满竞争性的产物，没有清晰的产权，就不可能产生有竞争力的商业品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精神。

　　然而，无论是箱包产业还是其他产业，产业集群事实上包括了众多大大小小的厂家和品牌。良莠不一的产品共担一个区域品牌，实际违反了现代制造的竞争属性。

　　在特定的情况下，区域品牌意味着稳定的品牌价值。上海制造就曾经是一张优质的名片，或者说是一种区域工业品牌。上海制造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工业制造能力，从上海大白兔到永久牌自行车，都是如此。

　　然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中国工业制造领域已经成为充分竞争领域，工业区域品牌的概念已经日渐淡薄。但在农产品领域，人们很难将大自然的馈赠和祖先遗产私有化，因此在农产品领域，区域公用品牌普遍存在，全国现有几千种地理标志产品。但这种对产权界定模糊的无奈之举，使农产品区域品牌成为共享而不共担的大锅饭，产品良莠不齐，竞争能力不足。以茶叶为例，2016年中国7万家茶企出口总额为14.8亿美元，仅为一个立顿品牌销售额的一半。

　　将区域品牌的概念引入充满高度竞争的工业制造领域，有福同享、有难不用独自担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保守的农耕文明思维。这种土壤不可能产生具有创新思维的现代企业家。区域品牌是一个陷阱。要在新干县这里发展拉杆箱的知名品牌，还是要靠有为的企业家群落发力而为之。这种品牌能力不是政府所能赐予的，也不是通过共享产能就能形成的。

　　小记：中国制造系统的升级

　　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其实是呼唤两个升级同步发生。一个是品质消费呼唤国货品牌的崛起，而另一个则是背后的供应链也要快步跟上。全球顶级的旅行拉杆箱日默瓦的制造，都不在中国大陆：这里配套的滚轮轴承都很难实现。这个巨大的反差，值得中国制造系统的反思。而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升级，往往需要把最拿手的，其实也是最不拿手的制造系统，重新擦亮一遍，再上征程。